【1980年11月20日15时，北京】“李作鹏，请到被告席。”法警一句铿锵的指令，拉开了特别法庭第一场审理的帷幕。庭内静得能听见军靴摩擦木地板的声响，几排旁听席上坐满了身着灰呢大衣的干部，他们大多经历过战火，对台上那位昔日海军政委的际遇既熟悉又陌生。
这座位于正义路1号的小楼，是为“两案”审判专设的。案卷摞成山，门口的警卫荷枪实弹，每个人都明白：今天的审理不仅仅是追责，更是一场对“文革余波”如何收尾的公开示范。李作鹏被控五十余条罪名，其中第41条“告密”最受关注——一句“告密”背后，是一串复杂的权力链条与个人命运。
时间拨回九年前。1971年9月6日凌晨，武汉机场灯火通明，刚听完谈话密报的李作鹏，乘专机返京。他握着那张薄薄的记录纸，心里明白分寸，却仍决定向总参谋长黄永胜“通气”。随后，黄永胜电话北戴河，叶群再传吴法宪，“九一三”风暴的暗流就此搅动。
庭上，审判员首先追问动机。这一问击中要害：如果认定是正常汇报，顶多违规；若认定蓄意“告密”，性质便截然不同。李作鹏回答得平静：“黄永胜是总长，我应当向他通气。”一句话，既推敬上级，又撇清政治阴谋，老练得像一份简报。
检察长黄火青随即反击，指出“通气”过程明显带有政治目的，试图掩护集团。这种定性若被采信，量刑将陡然加重。局面一时紧绷。辩护人苏惠渔站起，重新抛出同样的问题，看似重复，实则给被告补台。李作鹏抓住机会，补充一句：“我还叮嘱他别告诉叶群、吴法宪。”这句“别告诉”，耐人寻味，潜台词是自己并无同伙，至少想与林办隔开距离。
调查告一段落，法庭暂时休庭。接下来近一个月，李作鹏在秦城监区病房里伏案疾书。看守报告说，他吃饭都顾不上，一笔一划写“最后陈述”，还把稿子缝进棉袄内侧。狱政处担心他写的是“炸药包”，审判长伍修权干脆让律师张思之、苏惠渔去探探口风。
医院病房的灯光昏黄。张思之开场寒暄，话锋一转：“李政委，您可享有最后陈述权利。”李作鹏抬眼，声音沙哑：“稿子早写好了，谁也拿不走。”说罢，他把右手按在胸口的棉袄里，动作像老兵护勋表，露出几分狡黠，两位律师对视一下，只能作罢。
12月22日，第二次庭审。李作鹏依旧黑呢军大衣，里面那份稿纸鼓起一块。宣读辩论环节，他拒绝递交书面材料，坚持朗读。字里行间，他几乎逐段对应起诉书，先谈职务行为的“边界”，再拆“告密”的逻辑漏洞。短句、排比、引用《军人誓词》，像一份军事报告，也像自我救赎。
三分钟后，他突捂胸口。医生推车、制氧机快速进场，法庭暂停。伍修权走近劝他：“身体要紧，可以稍后提交。”李作鹏喘了几口氧气，摇头：“我得念完。”十几分钟平复后，他重新站定。接着念、再发作、再吸氧，如此三轮。旁听席有人暗暗计时，这位68岁的老将，竟硬撑了近两小时才读毕六千余字。
辩护要点落在“黄李证言矛盾”。黄永胜说“只嘱莫告吴法宪”，李作鹏坚持“连叶群也别告”，两说差一字，却可能决定是否构成“同谋”。李作鹏在陈述尾声加重声调：“黄永胜赖账！”声震法庭。检察官没有再交叉质询，明显缺乏反证。审判组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，“告密”条未写进主刑。
1981年1月25日，判决宣读：有期徒刑十七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扣除关押折抵，他还剩七年刑期。秦城监区考虑其心脏病，给了单间，不下农场劳动，每天两菜一汤还能看新闻联播。看守回忆，老李最常看的书是《拿破仑传》《长征日记》，偶尔拿硬笔练毛笔字，自号“浪里老鲤”。
家属探视逐步开放，妻子董其采拎着布包进监舍，把两身改装军装递给他。他却写信向海军党委：衣物大多破旧，请全部交子女，以济生活所需。字里敬礼落款，依旧是“海军强大”四字，显出军人本色。
几年后，他获准保外就医。每月三百五十多元生活费在九十年代算不上阔绰，但足以维持一日三餐。喝茶时他常自嘲：“55年这钱能买四十多瓶茅台，现在一瓶就见底。”身边老人听了笑，却仍能听出落差与满足交织的复杂情绪。
晚年他搬进北京西郊一处旧筒子楼，读书、写毛笔、整理回忆录。据说手稿超过百万字，旁人想看，他只说：“总要留点东西给史家。”2009年1月3日清晨，他在呼吸机旁安静离去，享年九十五岁。那件当年缝稿子的旧棉袄，被长子叠好放进箱子，一并封存。
从戎半生、宦海浮沉、法庭自辩，李作鹏的一生像极了一把双刃剑：锋芒曾助他建功，也令他深陷险滩。特别法庭的那两小时朗读，外人或许只看见倔强，法律人却能感受到程序正义对个体尊严的最后托底——即使被告，也被允许把每一句辩解亲口说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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